近日，成都首份可代替无违法违规证明的专用信用报告，递到了企业主手中。

这份报告的出炉，背后是发改、工信、公安、民政等25个部门归集、打通了自2020年以来的数据。企业只需一键申请，就可以获得有无违法违规的证明，无需跑一堆部门、开一摞证明。

这套数字化的系统，是成都近年来建设数字政府的最新进展。

2024年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深化改革“一号工程”，加快流程再造、服务提质、监管提效。可是，成都的营商环境已经从1.0走到6.0，常见的“一站、一窗、一网、一次、一表”已成为各级政务服务的标配。新的迭代，该从什么方向进行下去？

成都的答案是，让自己更“聪明”一点，更“智慧”一点，锻造一套现代化的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两年多前，成都初步搭起名为“智慧蓉城”的智慧化服务体系的框架，到如今，“12345亲清在线”和“蓉易+”系列的营商环境品牌建设有了初步成效。

“数字化改革是推进营商环境再优化再升级的重要抓手。”其中，“数字化”是手段、是牵引、是成果，“改革”则是根本。

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的升级，一场真刀真枪、持续推进的改革，正在这座超大城市中走向纵深。

“智慧”的初衷

“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这是成都建设智慧蓉城的初心所在。

“您好，成都市12345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问答间，张紫颖头戴耳麦，飞舞的指尖记下了对方的诉求。

作为一名12345热线接线员，她过去最常处理的问题是“下穿隧道噪音太大”“垃圾站有异味”“健身房跑路想退费”……2023年起，她转为企业服务专席人员，负责企业诉求的受理。

张紫颖角色的转变，其实源自成都对包括12345热线在内的服务进行整合升级。2023年初，成都召开“12345亲清在线”启动暨优化营商环境座谈会，推出“12345亲清在线助企惠企服务平台”：包括可7×24小时拨打的“12345助企热线”、让企业少跑路的“蓉易办”、促进惠企政策精准普惠的“蓉易享”、面对面解决企业各种困难的“蓉易见”。

这些线上线下的服务，旨在让经营主体站上C位，“下大力气开展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把服务做到企业的心坎上，把对企服务做得“精准、优质、高效”。

这次集成式创新的推出，并非临时起意。

2021年，成都就提出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径的构想，要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城市“智慧”水平。

2022年，成都正式出台《“十四五”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规划》，系统谋划了未来五年成都建设智慧城市的发展路径。按照规划，“十四五”时期，成都将建设智慧蓉城作为全市全面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决策，全面推动城市经济、生活、治理数字化转型，让城市运转更聪明、更智慧。

“智慧”的城市可以是什么样？

从民生端来看，若消防通道被占用，监测系统可以迅速将占用情况报告至属地街道办，迅速劝离车辆，保证生命通道的畅通；若社区内有老人居家养老，可以通过SOS报警器、智能睡眠检测仪等智能设备和系统掌控一切；又如一条城市水体的雨洪排放口的水质被实时监控，通过颜色变化就可以判断河水污染的风险程度，发现异常及时报警。

从企业端来看，当城市出台了鼓励类、奖励类政策文件，企业无需申请，一旦达标，补贴自动奉上，利用大数据精准匹配，“人找政策”变“政策找人”；或是政务服务实现“秒批”，申报、受理、审批，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2500年前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什么要到城市来？是因为城市的生活更美好。城市规模越大，发展水平越高，城市内部各要素的流动互动节奏也就越快，城市治理的挑战也越来越大。“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这也是成都建设智慧蓉城，让城市变得更智慧一些、聪明一些的初心所在。

改革性重构

借力“智慧蓉城”建设，成都拉起城市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手段的新一轮变革。

学界认为，目前，我国政府数字化转型已迈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如何解决细节问题愈加成为提升营商环境水平的关键。

比如，一些领域政府作用的边界并不明晰；再往上走，一些政策多部门间协同性不足，比如业务部门制定奖励政策可能未充分考虑财政支出实际，导致政策落地不易。

成都推动集成式创新，意在直面这些“硬骨头”。借力“智慧蓉城”建设，成都拉起城市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手段的新一轮变革。

这首先体现在提升政策“精准化”和“可量化”程度，这是智慧政府的前提。

作为“12345亲清在线”应用场景之一，“蓉易享”的目标是促进惠企政策精准普惠。

成都城市运行和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主任冯秀富曾举了一个例子，目前很多政策对于企业的支持，文件里写的大多都是“20万元至200万元”这类奖补区间，但具体奖补多少？金额谁来定？怎么定？则是一个存在弹性空间的“模糊地带”。

做“蓉易享”的工程，就要把这些制度细化、数字化，提升政策的精准性、可量化，减少人为的自由裁量权，消除模糊空间。相比以往，这无异于一场“直击灵魂”的重塑。

随着智慧蓉城的纵深推进，还将使政府治理逻辑整体向“数字化”“智慧化”转变。

比如，基于“一网通办”的要求，在“蓉易享”平台上，各类政务服务最终将走向“上是常态，不上是例外”，原则上，“面对市场主体的服务、政策都要上系统”。

而且，数字化的工作，还在进一步升级。

在智慧蓉城的规划中，会对政策和企业都开展“画像”，推动政策免申即享、即申即享、快审快兑，也就是常说的“政策找企业”。

这种功能实现的关键，主要依赖于政府部门的信息化建设和数据共享，以及自动化处理能力的提升。目前，“政策找企业”在成都某些政策领域已经良好运行，未来将会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

这些数字化、智慧化的提升、转变，正在以再造流程的手段，倒逼政府一改过去的工作模式。

正如市场主体专用信用报告出炉时，成都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报告背后是归集不同部门数据的过程，既推动了各类行业数据从无到有，更是让大家的数据质量从有到优。”数据质量优化的关键，就是要求各部门规范工作模式，进而带动更深层次工作流程和理念的转型。

数字生命体

一项项改革措施连点成线，共同构成了城市的数字底座。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单志广曾指出，智慧治理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手段不先进，而是治理者否具备智慧治理的管理水平、是否设立统筹协调机制。

数字时代转型的本质，就藏在这个技术与治理的二元结构中：

数字技术已然成为倒逼社会管理体制、治理结构、公共服务模式、产业发展布局重塑和重组的重要动能；反过来，治理理念能有多大程度的改变，同样将影响到数字化技术赋能城市各个领域的效与度。

而纵观成都围绕“智慧蓉城”的一系列谋划，解决的是一个个企业面临的具体问题，带动的是政府一项项的改革措施，连点成线，共同构成了城市的数字底座，其上则是不断生成的各类数字化接口，城市俨然成为一个数字化的生命体、有机体和智能体。

而这种“以点带面”“由此及彼”的思路，也已被植入“智慧蓉城”现有场景建设中。

前述成都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现有规划，专项信用报告将为未来信用园区、信用街区、信用商圈的建设“铺路”，从一个细分领域的应用延伸到对一个片区的赋能，最终真正让市场经济回归“信用和法治经济”的本质。

地区协同同样势在必行。信用报告的一个“堵点”在于目前还不支持跨地互认，这大大限制了信用的使用场景。要让信用报告从“鼓励”使用到对现有手段的完全“替代”，离不开从成都一市拓展到一个“都市圈”甚至“城市群”。往大了说，这也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求。

更有想象空间的是，随着更多行业数据的汇集，成都还期望进一步“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

当然，更大的机遇面前必然是更高的改革难度。如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所言，改革有阵痛或者阻力，但当城市竞争力提升时，改革的价值就会显现。

眼下，成都正在经历“爬坡上坎”的阶段。经过前期建设，成都感受到工作效率实实在在的提升，快速响应成果也正在显现，特别是针对企业的政务服务改革已经收到正面反馈。

在成都，从旁观望的情绪逐渐被一种“路子对了”的共识所取代，成都新一轮改革也愈加展现出起步成势的状态。

单志广曾提醒，智慧城市的发展已进入到要以效益和效果为导向的深水区，需要重新思考到底是“为了谁”，回归初心。

成都的初心，理应是服务好超2100万人民、近400万经营主体，更要用好海量企业数据和庞大人口市场的独特优势。

而这一点，已突出体现在“智慧蓉城”的建设目标中——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走出一条超大城市转型发展新路子。

记者|吴林静 杨弃非

编辑|杨欢 孙志成 杜波

校对|赵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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